该区分构成‘保障个人权利反对政府侵犯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今天依然如此。

至于宪政设计方面，则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复杂情形，需要尊重国情和传统等，这一点自由启蒙宪政派并不否认。整体而言，社宪派与其论战对手自由启蒙宪政派对于宪政的观念有大体一致的界定。

在宪政的舞台上，没有英雄，每个人都是英雄。9、祝福我的同胞，每一个公民。我认为喻中在这个时候发表的这样的文章，其实际效果就是一篇为反宪政论调背书和张目的软文。第二个问题是，儒家宪政派虽然重视本土自生自发秩序，但他们常常以反传统的方式开掘传统，其路径具有明显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色彩。因此，社宪派和泛宪派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实现宪政的路径上。

不可否认，宪法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学院内的学派分野，其中最瞩目的是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之争，亦涉及到了宪政的目标和路径的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公共论域。守法没错，但到底守哪家之法，是以六十年、一百年还是千年归宗，其与民宪派、儒宪派当有很大的分歧。[35]台湾地区的条文结构是按条———项———款次第下移，与大陆《立法法》之规定略有不同。

第32条宪法法庭审理政党违宪解散案件之程序，除审理法有特别规定外，准用行政诉讼法之规定等。而且由于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在模式上以宪法法庭模式为目标，程序设计上也意图建立诉讼化的审查程序，名称上也改为宪法诉讼法，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为配合诉讼法的程序性特征，原本居于次要地位的程序性规定在草案中跃居主要地位，原本准用即可的制度，须按照宪法诉讼的特点加以改造。不仅如此，宪法诉讼法与司法院组织法的地位也有所变更，由此将可能引发整个台湾地区司法体制的变革。以下从五个方面举例说明。

审判长一职本为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草案规定审判长的任职资格与法院组织法第4条完全一样，即原则上由庭长（在草案中为充任司法院院长之大法官，略相当于宪法法庭庭长）出任审判长，前者不能担任时，由副庭长（副院长）或年资较长者充任。台湾地区的违宪审查制度，也正是以大法官释宪机制为基础。

这些事实都昭示我们，台湾当局可能在通过政治、立法、行政途径都无法实现台独的情况下，从较为隐蔽的司法途径推进台独。据审理法第5条第1项第3款规定，现有三分之一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可因适用宪法发生疑义声请大法官释宪。但为何作此安排，修法说明未作任何解释。大法官关于宪法解释及统一解释效力的解释共有三个：释字第177号解释规定，依人民声请所为之解释，对声请人据以声请之案件具有拘束力，[28]明确了解释的个案效力。

为实现这一目的，台独分子竭力强化总统的所谓代表性，凸现其所谓台湾人格象征地位。据修法说明称，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持法秩序之安定，但稍有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维持法秩序之安定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如草案第31条对违宪定期失效判决谕知的规定，系引入奥地利的违宪法令定期失效制度。类似的情况还在总统弹劾案中出现。

直至1992年，大法官会议一直是台湾地区有权进行违宪审查的唯一形式，此一阶段可称之为会议模式阶段。其二，部分条款加入但书，变相提高了表决门槛。

从混乱到混乱，不仅是违宪审查制度的悲哀，也衬托出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乱象与无奈。但两者的法律地位完全不同。

……其于宪法法庭判决前已确定之案件，除原因案件外，其效力不受影响。其三，如何评析台湾当局极力推动修法的目的。要么仅适用于政党违宪解散案件，盖因制定审理法时，宪法法庭仅能审理该类案件。尽管审理法并非无暂时处分的规定，但仅限于政党违宪解散案件。[31]草案因应呼吁，比较详细地规定了解释的效力问题。但大法官会议于1958年作成释字第76号解释，将监察院的地位提高至与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相当的国会地位，因而招致立法院的强烈不满。

审理法仅规定了因权限争议而引发的宪法适用争议，而在草案中，权限争议只是宪法适用争议之一种。但若洞悉到草案借鉴制度时的功利特点，这一问题便可清楚地得出答案：草案设计者的本意就是要绝对禁止宪法案件之再审，之所以提及该制度系参考《韩国宪法法院法》，不过是借韩国法来遮掩其真实意图，以证明该制度的所谓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已。

（二）制度设计：司法化的审判制度 模式一俟确定，程序设计则为必然之事。宪法法庭审理案件，以资深大法官充审判长。

翁岳生：《大法官功能演变之探讨》，载《台大法学论丛》1993年第1期。[20]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适用暂时处分制度的是强捺指纹案。

汤德宗：《大法官得否命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真调会条例释宪案鉴定意见书（一）》。而根据组织法与行为法的基本法理，[8]宪法诉讼法与司法院组织法是处于相同地位的法律，而不再是附属与被附属的关系，宪法诉讼得以成为台湾地区一项新的、基本的、独立的诉讼制度。宪法释疑案件，又称狭义的宪法解释或纯粹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是1946年宪法第77条最直观的反映。台湾学者认为，所谓其他宪法适用上争议案件可以概括为宪法适用争议，以与该项前半段相应。

除违宪定期失效外，其他宣告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问题。[47]参见释字第371号解释解释理由书。

[16]急速处分，即暂时处分，急速处分为释宪声请人用语，后大法官统一为暂时处分。除此之外，审理法首次以大法官为适法主体，而不再以大法官会议冠名，其第2条亦规定，司法院大法官，以会议方式……据此，大法官会议只是大法官行使职权的方式，而非组织形态。

草案采纳韩国法的立法例，此点亦在修法说明中明确说明。释字第467号解释解释文。

仅从名称上观察，审查小组以小组冠名，定位为大法官会议之办事机构，而草案则以庭冠名。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规定，因适用违宪规则而被宣告有罪的当事人，可提起再审。创设权力的解释受到优遇，明文载入草案，而创设权利的解释则遭到漠视，被忽略不计，如此厚此薄彼，足可见草案的真实目的所在。违反前项规定者，由宪法法庭以裁定驳回之。

若按此规定，弹劾总统须14名大法官出庭，10名大法官同意方可形成判决。惟在宪法案件之再审问题上，草案弃德国法而用韩国法，况且台湾地区释宪实务中早已大量存在补充解释的实践，草案为何如此安排，颇让人费解。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由大法官全体审查会审查。对比审理法第2条、第4条和第16条，作为大法官审理案件主要形式的大法官会议，完全为宪法法庭所取代。

参见释字第328号解释立法院之释宪申请书。不受理一个案件所需大法官的票决数，竟然与法令违宪和暂时处分所需票决数相同，高于法令统一解释的票决数。